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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伦文德刑事法律评论 2015年4月(总第3期)

作者:   丨  时间:2015.05.04   丨  浏览:19620

中伦文德刑事法律通讯


  • 立法动态

《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解读

  • 案例简评

抢夺罪与诈骗罪的界分

  • 理论研究

共同过失犯罪入刑之可行性分析——从法律条文与实务案例切入

  • 司法实务

自首之“视为自动投案”的认定 

 


·刑事简讯·


  • 4月2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辖区某学校老师反映,学生施某身上有多处表皮伤,怀疑系遭其养母殴打所致。4月5日,施某养母李征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4月12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以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4月16日,浦口区检察院就此案举行审查逮捕听证会。4月19日下午,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4月3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4月27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情况。据介绍,今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815件2528人。其中,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干部渎职侵权犯罪要案100人,包括地厅级干部17人。

  • 4月28日下午,山东高院就复查聂树斌案召开听证会,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法学界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参加了听证。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提交多项证据声称,聂树斌行刑日期存在重大差错、案卷中聂的签名多处系伪造等问题。河北公检法机关对其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表示无证据证明聂曾遭刑讯逼供,行刑时间无误;至于签名涉嫌伪造,系书记员工作疏忽。

 

·立法动态·

《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解读

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15日印发该意见,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意见将于5月1日起施行。

解读一:法院对诉讼要件不再进行实质审查。

在立案审查制下,法院要对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再决定是否受理,审查内容包括主体资格、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和证据等。在实践中,受制于普通公民对法律程序的认识水平,再加上法院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立案审查制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应当由法院受理的案件被挡在了门外。

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后,法院不再对起诉进行实质审查,而是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和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法院的受案范围,能够更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解读二:禁止法院“不收材料、不予答复、不出具法律文书”。

根据意见,对于当事人诉讼请求,法院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起诉、自诉和申请材料不符合形式要件的,法院应当及时释明,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全面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和期限。而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和申请,法院依法裁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并载明理由。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复议。

意见明确禁止法院“不收材料、不予答复、不出具法律文书”,意味着不管立案是否成功,当事人都会得到书面答复,不满意就可以凭着书面答复向上级法院申诉。这些立案程序上的改革,是这次意见出台的重要内容。

解读三:不是所有案件都能登记立案。

登记立案针对的是初始案件,也就是一审案件和最初提出申请的案件,包括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对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法律另有规定,不适用登记立案的规定。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已经对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申请和国家赔偿申请的受理条件作出明确规定。

在阐明立案登记范围的同时,意见也明确了不予登记立案的情形,包括: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诉讼已经终结的;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其他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所诉事项。

解读四:法院“有案不立”将被追责。

意见指出,要加强对立案工作的内部和外部监督,强化责任监督。其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对立案工作应加大执纪监督力度。发现有案不立、拖延立案、人为控制立案、“年底不立案”、干扰依法立案等违法行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解读五:违法滥诉将受到更有力制裁。

意见提出,要依法惩治虚假诉讼,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或者冒充他人提起诉讼,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要依法制裁冲击法庭、扰乱立案登记工作等违法行为,维护立案秩序。同时要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推动完善相关立法,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滥用诉权行为,明确行政处罚、司法处罚、刑事处罚标准,加大惩治力度。

(全文链接: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95520)


·案例简评·


抢夺罪与诈骗罪的界分

文◆陈云峰

(一)案情简介

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间,被告人蔡某某经预谋,通过互联网找寻手机卖家,并以购买手机为由,将被害人杜某、张某等约至上海市宝山区湄浦路铁力路路口等处见面,并以试机为由取得被害人的手机后,谎称需要取钱付钱,在驾驶摩托车搭载被害人取款途中,趁被害人先下车不备之机,携带手机驾车逃逸。蔡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抢夺罪。

(二)案件评析

本案中,被告人既有诈骗手段又有抢夺手段,对于其行为的定性,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厘清:

第一,被害人意识到财物被侵犯的时间节点。抢夺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客观方面不同,即非法获取财物的方法不同,抢夺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夺”,即公然夺取,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在于“骗”,即通过骗取信任获得,在诈骗罪的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失去财物的当时,被害人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财物遭受侵犯,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将马上失去财物。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蔡某某乘被害人先下车的机会,携带从被害人处取得的手机迅速驾车逃逸,使被害人追赶不及而失去手机,被告人这种完全不顾被害人的意愿而决意占有的行为特点,使被害人在被告人驾车逃逸时就已经意识到其财物遭受了侵犯,符合抢夺罪的法律特征。

第二,被告人对财物的控制程度。虽然被害人在被告人以“试机”为由的蒙骗下,主动将手机交给被告人,但不能就此简单认为被害人就主动、自愿交付了财物,因为此时交易尚未完成,被害人仅仅是按照惯例将手机交给欲购者验看、试用,手机在此时是不属于被告人的,被告人只是手机的暂时持有人,其持有行为是在被害人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的,被告人并未取得对财物的有效控制。在被告人未付清货款前,被害人没有将手机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给被告人的意愿,被告人最终使财物脱离被害人并取得财物是通过“抢”而非“骗”。

第三,被告人使用手段的作用大小。被告人通过欺骗手段和抢夺手段最终实现了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其通过欺骗手段并未真正占有他人财物,这种欺骗手段只是为下一步采取抢夺手段并最终夺取他人财物创造条件,在这前后相承的两个行为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显然是抢夺的手段,故对被告人整体行为的定性应当以其使用的起主要作用的手段定性,即对被告人整体行为的性质认定为抢夺而非诈骗。


聚众斗殴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区分

文◆王本桥

(一)案情简介

2012年10月3日,蔡某在上海市江宁路某酒吧内见潘某与其前女友乔某跳舞而对潘某心怀不满,遂纠集“黑皮”、“拉毛”在酒吧附近,无故殴打潘某,宋某见状亦参与殴打潘某,并与前来劝阻的乔某发生冲突而互殴。经鉴定,潘某遭受外力作用致多处软组织挫伤,构成轻微伤。乔某遭受外力作用致肢体软组织擦挫伤,构成轻微伤。嗣后,宋某将与乔某互殴之事打电话告诉吕某,要求吕某过来帮忙,并与周某等人在江宁路某路口找到乔某,要求乔某道歉。吕某接到宋某电话后,即纠集朱某、邵某等人前往江宁路新闸路附件斗殴。乔某打电话纠集后某,并要求后某另纠集人员斗殴。双方谈判不成,在吕某指使下,双方发生斗殴。后某被追打中,持随身携带的小刀捅刺蔡某的胸部及朱某的颈部。尔后,宋某、周某殴打帮助后某逃脱的曹某。

经鉴定,蔡某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刺戳左胸部造成心包及心脏破裂、心包腔内大量积血及凝血块等致心包填塞而死亡;朱某遭受外力作用致颈部软组织创等,构成轻伤;多人构成轻微伤。法院判决认定聚众斗殴罪。

(二)案件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罪与寻衅滋事罪因其表现形式相接近而往往被混淆。

聚众斗殴罪是指聚集多人进行斗殴的行为,客观方面往往表现为基于某种原因,而使行为人觉得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某种“合理利益”而产生斗殴之念,即“事出有因”,其多出于逞强争霸、报复泄愤等动机而实施,殴打或殴斗对象明确,且其作为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之一,殴斗或殴打之前必须有聚众这一准备过程,体现为一种有组织、有准备、甚至有分工的犯罪行为,行为人必须都明知自己犯罪故意的内容,对斗殴的实施时间、地点都是事先确定,并通知了对方,犯罪对象上也只针对被斗殴方实施,具有共同斗殴的目的,即很强的聚众性。这里的聚众一般是指一方纠集三人以上,同时从立法本意来看,双方必须都有聚众的故意和行为。

寻衅滋事罪是指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其一般是基于目无法纪、藐视社会公德之原因,为了开心取乐、寻求精神刺激、显示威风、肆意发泄低级、不满情绪而“无事生非”,其犯罪故意往往产生于寻衅滋事行为的同时,没有事先的准备和明确固定的侵害对象,侵害或殴打的对象一般很随机。其在人数上也没有限制,往往表现为一人或随意纠集几人,无端滋事或小题大做,侵害或殴打与己方毫无纠葛之人,事件的发生具有临时性和突发性,且其在人员纠集、工具选择、殴打对象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特定性特点,对殴斗时间、地点、方式亦无确定,更不可能事先通知对方。 


毒品犯罪中居间行为的定性

文◆王本桥 陈芳

(一)案情简介

2009年12月,被告人曹某某获悉四川毒贩“战友”(另行处理)欲来沪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曹为从中谋利,主动联系毒品下家顾某(另行处理)并向其推销。2010年2月,在曹某某的居间介绍下,贩卖毒品双方确定了交易意向。3月18日,“战友”应曹某某要求将毒品带至上海市浦东新区,曹某某为“战友”安排住处后,从“战友”处取得毒品甲基苯丙胺样品交顾某确认,再带顾某携购毒款与“战友”见面约定价款。17时许,曹某某将顾某提供的购毒款人民币10万元作为首付款送交“战友”,并约定顾拿到毒品后再付余款。22时许,曹某某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至本市妙境路、城南路路口从“战友”同伙处取得毒品甲基苯丙胺3包,藏匿于该车副驾驶座前的箱子内。19日0时左右,曹某某驾驶上述车辆至本市凌河路618弄准备将上述毒品交给顾某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并当场从其车内查获含量为66.88%的甲基苯丙胺914.13克。

法院判处被告人曹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案件评析

关于毒品犯罪中居间行为的认定及法律规定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最初一律以贩卖毒品罪共犯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1988年8月12日出台《关于向他人出卖父辈、祖辈遗留下来的鸦片以及其他毒品如何适用法律的批复》中指出:“帮助出卖的中介人,以共犯论处。”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4款曾规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无论是否获利,均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对此又作出具体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因这种情况中的居间行为人与贩卖毒品行为人在贩卖的故意上缺乏必要的联系和沟通,不应属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因此不能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但是对于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且从中牟利的情况,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

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出台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新增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类型愈加明细。一是针对为吸毒人员代购毒品行为,根据是否牟利区分定罪,消除了司法实践中的分歧;二是对于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居间介绍的,应以共犯论处,但目前规定中对于纯粹的居间介绍买卖行为并未进行直接的明确的规定,“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的规定还过于原则,居间介绍人是与贩毒者还是购毒者构成共同犯罪,还需要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对应进行具体判断。

本案中,曹某明知“战友”贩卖毒品,主动为其居间介绍买家,并代购代卖,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理论研究·

共同过失犯罪入刑之可行性分析

 ——从法律条文与实务案例切入

文◆武坚 赵超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显然,刑法规范并不承认过失共犯形态。《刑法修正案(八)》也未把共同过失犯罪作为一个新概念独立出来。对于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各国的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存在较大争议,学者争论颇多,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主要的理论学说有三类,“肯定说”,“否定说”和“限定的肯定说”。虽然在立法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否定说,但随着近年来新案例的频繁出现,刑法分则部分罪名的改动变化,无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打破这种传统“否定说”的趋势。

本文从几则典型的案例入手,假设在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会碰到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如何更好地使过失犯罪具有入刑可行性。

一、实务中“隐形”适用共同过失犯罪理念之合理性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司法实践中虽不敢直接运用共同犯罪的归责原则来处理共同过失犯罪,但有悄悄运用的情况。如重庆市九龙区人民法院及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可的一则案例:雷某与孔某相约在一阳台上,选中离阳台8.5米左右处一树干上的费陶瓷瓶为目标比赛枪法,双方共用一支JW-20型半自动步枪。两人轮流共射击三发子弹,均未射中,其中一发子弹穿过树林将林某打死,不能查明击中林某的子弹为何人所发。法院认可良人均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没有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近期更形象化的案例为央视大火案,2009年2月9日,在建的央视新台址园区文化中心发生特大火灾事故,经查明火灾由燃放烟花引起。北京市二中院对央视火灾进行了一审宣判,首批21名被告均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判处3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徐威为火灾事故主要责任人,三湘烟花公司的刘发国、最后点燃烟花的央视新址办原副主任王世荣等被告人为火灾事故直接责任人。在这则案例中,把21名犯罪嫌疑人定为共同过失犯罪的“隐形化”更为明显,不仅如此,还引用了共同犯罪有关主犯、从犯的定罪量刑归责。

这几则案例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处理问题,避免触及共同犯罪的理念,但否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过失行为成立共同犯罪,却适用了共同犯之“一部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

我国的共同犯罪其实就是所谓的“共谋共同犯罪”,共犯之间要有意思联络。而共同过失行为因缺乏“共谋”的构成要件而被排除在共同犯罪之外,应当个别查明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别量罪定刑,即“共同过失,分别量刑”。

在第一则案例中,无法查明个别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雷某和孔某分别定罪量刑是万分困难的,致人死亡的子弹只有一个的,致人死亡的行为也就只有一个,原本只能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此时,法院就运用了共同犯罪的理念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等于隐形地适用了共同“过失致人死亡罪”。第二则案例也同样如此,烟花的质量有问题,负有注意义务的人没有实际良好地履行注意义务,点燃烟花的实行行为又直接导致了大火的产生,央视大火实际上是由综合因素导致的,谁都不能具体评价哪个因素对大火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对其他行为作出善意的处理。二中院的“危险物品肇事罪”引用了共同犯罪的理念,既免去了个别证明行为与危险结果之因果关系的琐碎与困难(此案中因果关系并非无从查明,只是证据的搜集与证明责任是相当复杂与苦难的),又保护了被侵害的法益。

两则案例均反映了我国实务中正“隐形”地适用共同过失犯罪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司法实务在处理此类案件中的一些疑难杂症—被害法益急需保护,因果关系无法查清,罪疑从无原则难以贯彻。而共同过失犯罪的理念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二、程序法与实体法范围内引进共同过失犯罪理念之合理性分析

从上面两则案例中似乎可以认为共同过失犯罪是有必要入刑的,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如果不把共同过失犯罪入刑会“导致一些应当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如共同实施过失行为,但不能证明死亡结果由谁的行为造成的,不能当做犯罪处理。”那么在实务中合理的共同过失犯罪理念,在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范围内一样合理吗?

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从此可以看出,过失犯罪是结果犯,它不只是违反了注意义务,行为必须是要造成犯罪后果才可定罪量刑。上文提到的第一个案例两位被告人要构成共同过失致人死亡罪,必须是两个人的实行行为都造成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然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真正致害人只有一名,另一人实际上没有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也就不存在构成中过失犯罪的前提。如果无法证明过失行为的每个致害人都造成了危害结果而把他们定为共同过失犯罪的话,似乎有推翻整个过失犯罪理论的嫌疑,而且很有可能导致因果关系的范围被不当地扩大,处罚范围也随之无限扩大。如:若一人开枪打靶,另一人在旁鼓劲助威,则后者的行为与行人的死亡也有因果关系,似乎可以定义为共同过失致人死亡的教唆犯。非致害人在旁的鼓劲助威社会危害性太小,纳入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过于间接,如果处罚刑法的惩治性也就太过于严苛了。

所以在实务中运用共同过失犯罪理念,导致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悖谬:违反了过失犯罪是“结果犯”的基本命题,而且无法贯彻查明个别因果关系的诉讼价值。

三、引进共同过失犯罪理念对法域完整性的影响

法律具有完整性,如果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就相当于承认共同过失犯罪能适用于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按照“一部行为,全部责任”的理念,只要有犯罪结果的发生,全部的过失犯罪人都应该对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即使证明了自己对危害结果没有关系也不予免责。如上述案例,即使一被告人证明自己当时的子弹未发出,或射程不足以造成危害结果,抑或两人用的是不同的枪,能鉴定出子弹是出自何人的枪口,但按照“一部行为,全部责任”的理念,都应当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

有些学者指出:“过失共同正犯的捍卫者们,并不是从某种根本的、崭新的共同正犯概念发展提出这个要求,而只是为了在某些特定的个案中获得所希望的结论。”从保证共同犯罪理念完整性的角度出发,即使在个别的因果关系清楚的情况下,仍需对两位被告人定罪。这不仅导致了处罚范围的扩大,而且会造成民、刑法法域制度的不衔接。

民法侵权法中有一个共同危险行为制度,指的是两个人以上行为人造成损害结果的,在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时,所有的危险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但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危险行为人可免除赔偿责任。以上文第一则案例为例,如果被告人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按照“一部行为,全部责任”的理念,他还是需要为其他过失造成危害结果的被告人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还是认定为共同过失犯罪。而在民法中,此行为为明显的共同危险行为,如被告人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就不用承担民事赔偿义务。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对于构成共同过失犯罪的被告,被害家属仍旧可以基于《刑事诉讼法》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而民事中是免责,赔偿责任到底要不要承担呢?

四、共同过失犯罪入刑之可行性分析

由此可看出,建构共同过失犯罪理念在个别案例的实务应用中是可取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旦把它入刑,对刑事实体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相关概念就会产生冲突,而且这些矛盾是无法用共同犯罪体系说明的。那么如果要把共同过失犯罪入刑,有无可取的方法呢?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的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从刑罚目的上说,一般是为了达到“报应”和“预防”的效果。故意犯罪存在犯罪的主观恶意大,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更大,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由于过失犯罪在道德伦理价值、法律规范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上受到非难、谴责和否定评价的程度远远较故意犯罪为轻,严格排斥对过失犯罪的类推适用显然有其积极意义,“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是有必要的。

    面对现在频繁出现的共同过失犯罪,有些造成的损益很大,有必要将其纳入刑法苛责的范围,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十五条应合理表述为:“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法律没有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那么对于所有的过失犯罪是不是都可以纳入共同过失犯罪的范围呢?不然,这就需要区分有分工的共同过失犯罪和只有实行行为的共同过失犯罪。

(二)有分工的共同过失犯罪入刑—非实行者情节恶劣的才负共同刑事责任

以交通肇事罪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由此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刑法命令禁止用共同过失犯罪理念定罪量刑,但作为过失犯罪的典型—交通肇事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却以条文的名义大胆地承认了这一理念。我们暂且不去管司法解释是否与法律矛盾了,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此条文。

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不是交通肇事的实行行为人,而是造成逃逸致人死亡较重后果的帮助犯。其因为赶时间或其他原因而放任被害人的死亡,他们的心理态度超出了过于自信的过失的范畴,更准确地说接近于间接故意,正是这种放任的态度帮助肇事人逃逸,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考虑到心理态度比较恶劣,也就是情节恶劣,于是司法解释把它纳入到共同过失犯罪的范畴,与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人共同以“共同交通肇事罪”论处,可以说是一种法律拟制,也是合情合理的。

类似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致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本条虽没有规定为共同过失犯罪,但明显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在其中起到了教唆的作用,主观态度比较恶劣,可以认为是共同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交通肇事罪中只有这两类人才与实行行为人构成一样的罪名,而对于其他的人,比如明知驾驶人无驾驶资格而提供车辆者,劝说驾驶人喝酒者都不以共同过失犯罪定罪,但在民法里他们有一定的赔偿义务,这个暂且不谈。

如上所述,对每个过失犯罪都用司法解释的方法进行进一步解释,虽然繁琐但是却是有必要的。央视大火案中,鞭炮的厂家,供应商,央视建筑的楼层管理者,点燃鞭炮者不一定都要苛以共同失火罪的罪名。根据情节的恶劣性,非实行犯有些可以拟制为共犯,有些则应排除出共犯的范围,施以其他的责任与义务(如民法中的侵权赔偿义务)。

(三)只有实行行为的共同过失犯罪入刑——以因果关系分别对待

此观点借鉴了《法律适用》杂志中的《共同过失犯罪与刑法因果关系》中的相关观点,笔者认为对解决只有实行行为的共同过失犯罪很有帮助,且观点甚是新颖,故在此在这里进行简要论述。

共同的过失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问题,刑法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二者之间本来互不相关,但由于司法实务中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较为棘手,甚至有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判断,而共同正犯又无须个别地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藉由采纳过失共同正犯的方式来排除证明上的困难,是一种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想法。”然而,我们认为,共同过失犯罪制度的建构不仅难以取得统一意见,而且会产生所析的一系列悖谬。而因果关系的判断虽不易,却是可行的。我们将采用条件说,说明如何在因果关系的层面上处理几种通常认为属于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形。

第一种情况,存在数个过失行为,无法查清危害结果的产生由哪个过失行为所导致,真正致害人不明的情形。如上文提到的第一个案例以及经典案例“滚石案”。这时,应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对所有过失行为人均宣告无罪。这种事实因果关系无法查清的情形类似于民法上的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倒置给共同危险行为人,若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时,不承担赔偿责任;否则承担连带责任。这其实是一种民事上的推定,目的是为了使损害得到公平合理的分担。而刑事责任的追究“涉及宪法上人身自由之保障”,似难赞成以推定方法决定刑罚之制裁。尤其在实体真实发现主义之刑事诉讼程序下,更不允许以推定之方法认定犯罪事实。因此,在刑事法程序中,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当无法证明危害结果由哪一过失行为所致时,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宣告所有过失行为人无罪。第一个案例中的两名被告人都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论述至此,可能有人会担忧,否定共同过失犯罪,对两个被告宣告无罪,会不会造成对法益保护的缺失?答案是否定的。就该案而言,致死行人的因果关系无法查清,则放弃对两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民事责任上,两人的共同危险行为造成了法益损害的后果,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般认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机能各有侧重,前者重视犯罪的惩罚与预防,后者重视已有损害的承担与补偿。如此,民事责任固有的防止损害的功能往往被忽视。刑法由于非难性过于严厉,应该尽量谦抑、节省,将一部分防止损害的机能让渡给民法来承担。那么,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弱的过失犯罪正可以成为刑法与民法领域相互渗透融合的典型。

第二种情况,数个过失行为结合在一起导致危害结果,而单个行为分别都能导致结果的发生。此时,仍应肯定每个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例如将第一个案例略作修改:两名被告人在阳台上比试枪法,各发一弹,均击中被害人的要害部位,每一子弹都足以致被害人死亡。此时,即使没有任一被告人的射击行为,被害人同样会被另一子弹所击中。按照“若无前者即无后者”的条件说,似乎两名被告人的射击行为均与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无须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这显然违反了客观事实,也违背了公众的法感情,不能不说是条件说的一个缺陷。因此,在几个条件的场合,如果除去一个条件结果将发生,除去全部条件结果将不发生,则全部条件与结果都存在条件关系。因此,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仍然存在因果关系。
    运用因果关系来解决共同过失犯罪问题就需要相关证据的可靠性,这对刑事侦查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此可见,共同过失犯罪制度的建构实无必要,在我国的刑法体制下不仅难以取得统一意见,而且会产生所一系列悖谬。而通过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理念更新以及制度落实,共同过失犯罪入行是有操作性的。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陈世伟:《论共犯的二重性》,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4]刘凌梅:《帮助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5]陈聪:《共同过失犯罪的比较法研究》,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6]林瑀:《从立法矛盾和现实困惑谈我国过失共同犯罪》,载《学术前沿》2011年第2期。

[7]储苳燕:《共同过失新义初探》,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8]石艳芳:《共同过失犯罪若干问题探析》,载《公民与法》2012年第2期。

[9]陈新生、汤媛媛:《共同过失犯罪与刑法因果关系》,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

[10]杨浚佳:《日本共同过失犯罪若干问题的研究综述》,载《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司法实务·

自首之“视为自动投案”的认定

文◆王本桥 陈芳

2014年11月8日晚,左某等人因家属被程某殴打一事心生不满,前往程某工厂宿舍讨要说法,双方发生打斗。为躲避程某的持刀追砍,左某跑出工厂且立即拨打110报警,在民警到达现场后主动出现并配合民警开展调查工作。但公安机关在接警记录中并未显示左某报警(接警记录显示的是同案的肖某报警),故起诉意见书对左某的自首情节未予认定,在辩护律师的努力下,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了左某的自首情节。本案中,左某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是认定自首的关键所在。

自首是刑事案件中常见的量刑情节之一,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对自首进行司法解释,但在司法实务中仍然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自动投案”的认定便是其中一个疑难问题。

一、“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成立自首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自首除了“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的标准模式外,还有“视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的模式。以下是刑事司法解释对“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的规定:

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七种情形视为自动投案:(1)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2)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3)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5)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6)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7)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

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又增加了六种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5)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6)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二、“视为自动投案”之立法本意探究

《解释》和《意见》规定了十多种“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探究“视为自动投案”的立法本意有利于自首的认定。“视为自动投案”的立法本意可以从以下方面考察:

(一)主观态度

自首是一种认罪态度,“视为自动投案”中的“自动”表明了犯罪行为人是出于本人的意志归案,自愿并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管辖之下。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意见》将“自动投案”作了扩大化规定,比如,将“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虽然犯罪行为人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主动报案以及没有逃离现场的表现,充分说明了其主观上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管辖之下。在上述案例中,左某在案发时主动报案,在民警来到现场后,主动配合民警工作,表明其自首的自愿性和主动性。

(二)主客观相统一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犯罪论和刑罚论领域中确立犯罪成立的标准、理解成立标准以及裁量刑罚、执行刑罚时应当考虑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视为自动投案”的认定需要结合犯罪嫌疑人的投案对象、投案时间、投案方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前文已述,自首在主观上是一种认罪态度,主观方面的自愿性应当结合客观行为加以判断。如果犯罪嫌疑人仅有愿意归案的意思表达,但无归案的实际行动,说明其并非真心伏法,无悔罪意识,不能认定为自首。

1.投案时间。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自首的投案时间作了放宽规定,但也并非是无期限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投案,这是自动投案的时间性要求。投案行为应当发生在犯罪之后,此处的犯罪包括犯罪既遂、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和犯罪预备等犯罪形态。

2.投案对象。《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及其派出单位投案,如街道派出所、人民法庭等,亦可向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看,这里的“公安机关”还包括对特定刑事案件有侦查权的国家安全机关、军队内部的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犯罪等侦查机关。

3.投案方式。根据《刑法》、《解释》及《意见》的规定,自动投案分为典型的自动投案和准自动投案。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