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本团队在为电信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发现，电信企业采购技术开发服务时，常因技术需求描述模糊、业务需求频繁变更等原因，导致合同签订后需持续补充、调整技术需求，进而引发事实合同纠纷。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相关司法判例，系统总结法院认定技术开发类事实合同成立与否的关键要素，为电信企业构建合规采购体系提供可操作建议，以有效管控法律与商业风险。
近期，本团队代理的一起纠纷即涉及此类情形。某电信企业作为委托方，委托外部企业开发一款TO B 类手机软件。由于每个政企客户需求各异，开发方需为不同客户单独设计软件版本。在此过程中，开发方主张每一个新版本均构成一个独立的事实合同，双方就此产生争议。
一、事实合同的概念
事实合同通常指：当事人之间虽未订立书面协议，亦无明确要约与承诺的缔约过程，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公平原则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可推定合同成立，并纳入合同法调整范畴：
（1）一方履行了主要义务，另一方接受，且若不确认该法律关系将显失公平；
（2）一方通过行为默示或过失传达出缔约意向，另一方基于合理信赖进行了投入，而暗示方此后拒绝接受对方履行的成果。
二、技术开发类事实合同成立与否的认定
根据司法判例，法院认定技术开发类事实合同成立与否，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综合评判：
（一）事实合同成立的要件
1.有实际履行与接受行为
开发方是否存在实际履行、委托方是否存在接受履行的行为，是事实合同是否成立的核心。
开发方需要提供其已实际开展相关技术开发工作的直接证据，以证明其有实际履行的行为。比如：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 2476 号案1中，开发方将软件底层代码上传至双方共用的 GIT 服务器，在（2023）京民终 304 号案2中，开发方提交的电子邮件、微信沟通记录，与技术文档、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相互吻合，法院均据此认定开发方已履行了开发义务。
开发方需要提供委托方已明示接受或默示接受其履行的证据，以证明委托方有接受履行的行为。委托方接收技术文档、验收确认成果、开展试运行、反馈使用问题、实际投入使用等，均可表明其明示接受了开发方的履行。委托方知悉开发行为后，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且持续提供必要配合等，均可表明其默示接受了开发方的履行。
2.双方多次就额外付费进行过磋商
开发方与委托方是否曾就案涉服务的“额外付费”进行过反复磋商，是认定事实合同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
该要件不以双方就额外付费的金额达成一致为前提，只要双方存在磋商（如委托方要求开发方进行费用估算、双方对计价方式进行过讨论等），即可佐证双方均认可该服务应独立计费，构成事实合同。如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2476 号案中，开发方多次提出付费请求，委托方明确表达了支付部分款项的意愿，法院据此强化了事实合同成立的认定。
3.间接证据
间接证据亦可佐证事实合同成立。例如，在（2023）京民终304 号案中，开发方向委托方邮寄了服务费发票、委托方内部立项报告等证据，与沟通记录、技术文档等相互印证，佐证了事实合同的存在。
4.交易习惯
技术开发领域中存在的特定交易习惯，比如驻场服务、定期工作汇报等，若能与项目记录、沟通文件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亦能强化事实合同存在的事实。
5.拒不提供内部证据将承担不利后果
当开发方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事实合同存在时，并且开发方有证据证明委托人有对开发方有利的证据，如法院要求委托方提供该证据，而该证据系委托方内部证据（如内部项目管理记录、系统日志、内部审批文件等），仅委托方可获取但对其不利。此时，若委托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法院可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推定。例如，在（2022）沪民终 379 号案3中，因委托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项目组工作记录，法院直接推定开发方关于人员派驻及工作量的主张成立。
6.信赖利益应受保护
若一方通过行为作出暗示或因过失传递出合作意向，另一方基于合理信赖已进行实际投入，而暗示方此后拒绝接受对方所形成的成果，为保护信赖利益，法院亦应对信赖方的主张予以支持。
（二）事实合同不成立的要件
以（2022）沪01民终10863号案4为例，法院认定事实合同不成立的要件如下：
1.双方存在在先书面合同
本案中，委托方与开发方已签订正式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的合作范围、权利义务、服务边界、争议解决等。案涉服务涉及的相关工作，可在一定程度上纳入该合同的合作范围。
2.缺乏独立事实合同的合意
首先，双方仅就相关工作量进行过沟通，该沟通并不能证明双方有建立新的事实合同的合意。其次，双方从未就案涉服务另行约定对价，表明双方均未认为存在新的事实合同进而需要另外付费。因此，双方并无成立独立事实合同的合意。
3.交易习惯
从双方交易习惯看，以往所有合作中，委托方均需要执行严格的采购流程，如公开招标等，并需要与开发方签订书面合同，从未出现过事实合同的先例，进一步证明了案涉服务落入了双方已有合同的合作范围，而非形成了新的事实合同。
三、电信企业事实合同风险的合规管理建议
为防范技术开发服务采购中出现事实合同的风险，电信企业应构建覆盖项目全过程的合规管理体系，将风险防控落实到业务全流程：
（一）采购合同条款设计
在采购合同中，可增加“需求变更”相关条款，明确约定：任何服务需求的变更，如服务范围、技术标准等，均需以书面形式发起，经双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后方可实施，否则，均视为履行原采购合同或开发方的赠予，开发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任何额外费用。
另外，还可在采购合同中增加服务金额上浮的区间，比如，委托方提出的需求变更导致服务费增加，但增加的金额占原合同总金额的10%（含）以内时，开发方承诺免费为委托方提供相关服务。
（二）履行过程留痕
合同或框架协议中应约定：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需求确认、方案对接、工作指令等关键信息，均需通过企业邮箱传递，严禁通过私人微信、QQ 等社交工具作出重大商业决策。
（三）构建争议解决屏障
在双方未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前，明确要求业务部门不得接收开发方针对争议工作所开具的发票；财务部门审核付款申请时，必须核验付款事项与已订立的原合同或补充合同的对应关系，无明确合同依据的付款申请一律不予审批。
一旦发现开发方存在 “超范围履行” 且可能主张事实合同的情形，应立即向其发函，明确声明“该服务仅属于原合同的履行补救或无偿配合，未经双方书面协议确认，我方不认可该部分工作构成独立合同，不承担任何额外付款责任”，并通过 EMS向其送达，留存送达凭证。
建立统一的项目档案，对需求文档、合同及补充合同、沟通记录、会议纪要、代码版本、测试报告、验收文件、付款凭证等进行统一归档并设定较长的保管期限，确保证据完整、可追溯。
（四）强化组织保障
将法务部门审核纳入重大需求变更、超范围服务确认的必经流程，对超出合同约定的服务申请，需先经法务部门评估事实合同风险后，再推进商务谈判，实现风险前置干预。
统一内部采购流程，明确所有技术开发服务合作均需通过正式采购流程+书面合同方可进行，杜绝“先履行、后补合同”的不规范操作，形成稳定可追溯的交易习惯，为争议中否定事实合同提供佐证。
综上所述，对于电信企业而言，事实合同风险防范的核心在于“将事实行为纳入合同框架”。通过调整采购合同条款、履行过程留痕、构建争议解决屏障、强化组织保障等措施，将模糊的“事实合作”转化为清晰的“合同履行”。如此，既能有效防范法律与商业风险，亦可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塑造可靠的商业形象。
注释：
1.（2021）最高法知民终 2476 号案：卓易公司与秀店公司就“秀店商城二期”软件开发产生纠纷。卓易公司发送了《二期合同》等文件但秀店公司未签署。法院认为，虽无书面签字，但卓易公司已履行主要开发义务，秀店公司也接受了人员入驻、参与测试并以其提出的付款方案变相认可了价款，符合事实合同成立要件。双方对合同未能完全履行均有过错，最终酌定秀店公司支付250万元后合同解除。
2.（2023）京民终 304 号案：双方就软件开发进行磋商但未签书面合同。华夏数联公司提交了沟通记录、技术文档及软件著作权证书等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开发并交付成果。钓鱼台食品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法院认为，虽无书面合同，但华夏数联公司已履行主要开发义务，钓鱼台食品公司接受（表现为取得软著等），符合事实合同的成立要件。因价款约定不明，法院综合履行情况，酌情判决钓鱼台食品公司支付开发费28万元。
3.（2022）沪民终 379 号案：兆米公司为矩强公司提供人员外包服务但未签书面合同。法院根据微信聊天、付款记录及矩强公司副总承认人员在职并掌握记录的邮件，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因矩强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其掌握的项目工作记录，法院依据证据规则，推定兆米公司关于人员工作天数的陈述成立，并结合市场价格，改判矩强公司支付服务费约30万元及利息。
4.（2022）沪01民终10863号案：博识峰云公司主张其为中移智行公司提供了多年的平台运维服务，双方存在事实上的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索要服务费。法院审查后认为，双方此前存在书面框架合同，争议的运维服务内容与合同签订时间、技术保障义务关联密切，且双方在沟通过程中从未就额外服务形成新的付费合意。因此，在已有书面合同框架且无证据证明另行达成合意的情况下，法院不予认定双方成立了独立的事实合同，相关争议应在原书面合同框架内解决，故驳回了博识峰云公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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