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许波律师团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反腐败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贿赂犯罪的行为模式正经历显著的结构性转变。传统意义上“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即时交易逐渐被更为隐蔽的远期化安排所取代，行受贿双方往往采取“先约定、后兑现”的方式规避查处。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类颇具争议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已经就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及财物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等达成明确合意，但由于资金链断裂、案发被调查、一方反悔等各类主客观原因，财物最终未能实际交付，行为人亦未占有或控制相关财物。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达成权钱交易合意，但因各类主客观原因财物最终未实际交付，对此类“仅合谋未兑现”的行为的定性长期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存在认识分歧。部分观点坚持以实际收受财物作为受贿罪的核心要件，认为无财物交付则不构成犯罪；另有观点将其归入“为犯罪制造条件”的范畴，主张认定为犯罪预备；实务中的主流意见则以权钱交易合意侵害公职行为不可收买性为核心，结合未兑现的具体原因分别认定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这种认识上的不统一直接导致裁判尺度的差异，不仅影响个案的公正处理，也关系到反腐败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平衡。有鉴于此，有必要回归受贿罪的本质与规范结构，对仅合谋未兑现行为的违法性基础、合谋成立要件以及犯罪形态认定进行系统梳理。
二、受贿罪的本质与“仅合谋未兑现”行为的司法边界
（一）受贿罪保护法益的规范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据此，受贿罪的规范构造包含三项核心要素：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二是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三是为他人谋取利益。
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延伸保护法益为国家公权力的公信力与社会公众对公职队伍的信赖感。这一法益的规范内涵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应当基于法律授权与公共利益而实施，不得成为换取私人利益的对价。一旦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形成对价关系，无论财物是否实际交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公信力都已遭受现实侵害。在此意义上，刑事违法性的起点并非财物的实际占有或控制，而是权钱交易合意的达成——合意形成之时，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即已建立，法益侵害的危险已经现实化，这也是认定仅合谋未兑现行为具备刑事可罚性的根本法理依据。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司法演进与规范内涵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中的规范地位，曾经历过从主观要素说到客观要素说的理论演进。主观要素说将其理解为行为人的内心目的，客观要素说则主张其属于客观层面的行为表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规定采纳了“客观要素说”的立场，将“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最低限度的客观行为要求。
在仅合谋未兑现的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通常已经就具体请托事项作出了明确的牟利承诺，这已足以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要件。换言之，合意达成之时，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在规范层面已部分齐备，所欠缺的仅是财物交付这一结果要件，而这只影响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并不影响行为本身的刑事违法性。这种合意的形成，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司法实践中，上述规则早已得到权威判例的确认。在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诉刘爱东贪污、受贿案中，裁判摘要明确指出：明知他人因其具有能在建设工程方面给予关照的职务而送钱，仍利用职务之便接受所送的钱款，是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刘爱东虽然没有给送钱人谋取实际利益，但却否定不了收受这笔钱财时的权钱交易情形。符合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仍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其财物的，虽尚未为他人谋取实际利益，行为亦构成受贿罪。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刑二终字第0028号）的裁判要点亦重申：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可见，权钱交易合意一经达成，“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即告满足，财物的实际交付与否并不改变行为的受贿性质。
（三）“仅合谋未兑现”的司法边界
仅合谋未兑现的行为之所以具有刑事违法性，其根本法理在于：权钱交易合意的达成本身即已现实地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而非财物的物理流转。国家工作人员一旦承诺以职务便利换取财物，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即已遭受不可恢复的损害，社会公众对公权力运行的信赖也随之动摇。财物是否实际交付，仅关系到犯罪是否达到既遂状态，并不否定合意本身对法益的侵害。
当然，这一认识在学理上并非毫无争议。有观点认为，受贿罪作为典型的结果犯，应以实际收受财物作为实行行为的着手标志，仅达成合意而未开始收受财物的，尚属于犯罪预备阶段。但无论是从法益保护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反腐败刑事政策的实践导向来看，将权钱交易合意的达成认定为实行行为的起点，更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与规范目的。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亦倾向于将合谋达成作为受贿罪的着手时点，这一立场在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逻辑中可以得到印证。
三、受贿合谋的规范内涵与成立要件
（一）“合谋”与相关概念的界分
准确认定仅合谋未兑现型受贿犯罪，首先需要厘清“合谋”与相关概念的规范边界，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环节。
第一，受贿合谋区别于单方意思表示。合谋的本质在于双方就权钱交易形成双向、具体、明确的合意。指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就“利用职务便利谋利”与“给付财物”形成双向、具体、明确的权钱交易合意，若仅有请托人单方面表示赠送财物而公职人员未予回应，或公职人员单方索要财物而请托人未予承诺，均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合谋。
第二，“未兑现”的规范含义。本文所称“未兑现”，是指双方达成合意后，请托人未实际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占有或控制财物的状态，涵盖财物始终未流转、交付过程中因故中断、财物被第三方截留等多种具体情形。
第三，合谋与犯意表示的区分。犯意表示是行为人将犯罪意图单纯流露于外的行为，缺乏具体的交易内容，属于思想层面的范畴，不具有刑法上的可罚性；而合谋则要求就请托事项、财物数额、交付时间与方式等达成明确约定，是从思想走向行为的分界点，也是区分犯罪预备与实行行为的重要标志。
（二）受贿合谋的成立要件
成立刑法意义上的受贿合谋，须同时满足主观与客观两项要件，缺一不可。
在主观层面，行受贿双方须具备双向共同的受贿故意。行受贿属于典型的对向犯，双方的犯罪故意相互依存。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须明知请托人给付财物的目的是换取其职务行为，仍表示同意接受；请托人主观上须明知需以财物换取公职人员的职务便利，仍承诺交付财物。双方对“权钱交易”的本质须存在清晰认知，形成相互对应的犯罪故意。单方故意无法构成合谋。
在客观层面，双方须就核心交易内容达成具体明确的约定。约定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具体请托事项、财物的种类与数额、交付的时间与方式等要素。约定的形式不限于当面沟通，电话、信息、居间传话等方式均可产生规范效力，但利益许诺须达到具体明确的程度。例如，商业交往中笼统表示“日后必有重谢”而未明确财物数额与交付安排的，仅属于社交客套，不能认定为受贿合谋。
四、“未兑现”情形的类型化与犯罪形态认定
（一）类型化划分的标准
如前所述，受贿合谋的达成标志着犯罪已进入实行阶段，财物未交付属于犯罪未得逞的情形，而非尚未着手实施犯罪。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关于犯罪未遂、第二十四条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以财物未兑现的原因为划分标准，可将仅合谋未兑现的情形分为四种类型，分别认定其犯罪形态。
（二）各类情形的具体认定
1. 因意志以外的客观原因未兑现——受贿罪未遂
此类情形是指合意达成后，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原因导致财物未能交付。例如，请托人因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而无力支付约定财物；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因涉嫌违法犯罪被调查、调离原岗位，客观上丧失了收受财物的条件；抑或财物在交付途中因第三方介入而未能完成流转。
上述情形下，双方均有履行合意的意愿，但外部障碍阻断了财物的实际交付。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作出牟利承诺，法益侵害的危险已经现实化，财物未交付属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受贿罪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 国家工作人员单方自动放弃——受贿罪中止
此类情形是指合意达成后，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自身意志，主动放弃收受财物的意图，并以明确方式告知请托人终止交易，彻底拒绝财物交付。犯罪中止的核心在于“自动性”与“有效性”的统一：行为人不仅须主动放弃犯罪意图，还须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国家工作人员单方放弃并以明确方式终止交易，主观恶性得以消除，客观上亦阻断了财物交付的可能，未造成实际的法益侵害结果。依据《刑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在周勇受贿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刑终9号）中，周勇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请托人提出贿送200万元，双方约定该款暂存于请托人处，征得周勇同意后方能以其名义投资理财，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周勇已经着手实施受贿犯罪；但至案发的近两年时间内，周勇始终未提取该款，亦未以自己名义投资，应视为主动放弃犯罪，属犯罪中止，最终判决其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需要注意的是，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必须与基于掩饰犯罪的退还严格区分：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裁判要点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换言之，只有基于本人意愿主动放弃收受并有效阻断财物交付的，才能成立受贿中止；迫于查处压力而退还财物的，既不构成中止，也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3. 请托人单方反悔拒绝交付——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未遂
此类情形是指合意达成后，请托人单方面反悔，拒绝履行财物交付义务，而国家工作人员始终保留受贿故意，甚至催促对方履约。行受贿虽属对向犯，但一方的中止行为并不当然及于另一方。国家工作人员并未主动放弃犯罪，犯罪未得逞系因请托人这一外部主体的反悔所致，属于典型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对国家工作人员应当认定为受贿罪未遂；请托人单方面放弃行贿的，可结合行贿罪的相关规定另行评价。
4.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谋——全案成立受贿罪中止
此类情形是指合意达成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经协商一致，共同决定解除权钱交易约定，双方均不再履行谋利或交付财物的义务。从共同犯罪的理论视角分析，这属于共同犯罪的整体中止。双方共同放弃犯罪意图，主动消除了权钱交易的现实危险，有效防止了财物交付这一既遂结果的发生，满足犯罪中止的全部要件。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的精神，对此类主动化解犯罪风险的行为，应当在法律框架内充分体现从宽政策。
五、离职后受贿规则的参照适用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十条规定离职后受贿的认定规则：“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该条款的立法精神突破了“在职当场收财”的传统认定模式，确立了“权钱交易合意优先”的裁判逻辑：受贿罪成立的核心是双方是否存在权钱交易合意，财物交付的时间并不影响受贿罪成立，财物实际交付仅作为既遂的判断标准。实务中存在的“约定加实际收受”双重要件的误读，偏离了该司法解释的立法原意——该条款系针对离职后成功收受财物的既遂情形作出特别规定，并未否定“有约定但未收受”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在黄某受贿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吉刑终126号）中，黄某利用担任某国有控股银行部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及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某集团在融资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双方约定以“安家费”及离职后高额年薪的形式兑现贿赂；法院认定，黄某离职后到请托人实际控制的公司领取的薪资报酬明显超出工作岗位合理标准，且与其离职前以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具有实质关联，超出合理标准的部分应当认定为受贿金额。上述案例印证了离职后受贿规则“权钱交易合意优先、财物交付时间不影响定性”的规范逻辑。
进一步而言，离职后受贿规则所蕴含的“合意说”完全可以延伸适用于所有仅合谋未兑现的约定受贿案件。其正当性可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证：其一，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权钱交易合意一旦达成，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即已遭受现实侵害，刑事违法性的存在不以财物交付为必要条件；其二，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合谋阶段已齐备“利用职务便利”“承诺谋利”“收受财物的合意”三项核心要素，财物未交付仅影响犯罪停止形态，不影响犯罪成立；其三，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若认可“约定未收财无罪”的立场，将变相鼓励行受贿双方通过远期约定规避查处，与反腐败的立法初衷相悖。
当然，上述延伸适用须以“明确、具体的合谋”为前提，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模糊的利益承诺、正常的社交往来不应被不当扩张认定为受贿合谋，防止刑罚权的滥用。
六、量刑考量与司法适用
对“仅合谋未兑现”的受贿案件进行量刑，应当综合考量犯罪形态、合谋内容、请托事项性质、行为人主观恶性及案后表现等多项因素，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犯罪形态是量刑的首要考虑因素。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结合相关量刑指导意见，贿赂犯罪未遂一般可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百分之五十以下，但鉴于反腐败刑事政策的从严导向，实务中的从宽幅度通常较为审慎。犯罪中止则区分两种情形：未造成任何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已造成公共利益或市场秩序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若同一案件中同时存在既遂、未遂与中止等多种形态，应参照涉财类犯罪的通常裁判规则，以处罚较重的形态作为定罪量刑的基础，其余情节作为酌定量刑因素予以考量。
合谋内容与涉案财物数额是量刑的基础标尺。约定财物的数额直接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约定高价值不动产、股权等财产性利益的，其危害性通常高于普通现金约定。请托事项的性质与谋利进展亦是重要考量：涉及工程招投标、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大公权力事项的，极易损害公共利益与市场秩序，量刑应体现从严；若仅涉及普通日常事务，则可酌情从宽。此外，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已经着手实施甚至完成了牟利行为，其危害性显著高于仅作出承诺而未付诸行动的情形。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案后表现同样影响量刑。主动向请托人索要财物并达成合意的，主观恶性较大；被请托人拉拢而被动应允的，可酌情考量。案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配合调查的，依法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拒不认罪、串供毁证、对抗调查的，则应依法从重处罚。
七、结语
“仅合谋未兑现”的受贿犯罪，形式上表现为“财物未到手”，实质上却早已突破法律红线。权钱交易合意的达成，直接侵蚀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动摇了公权力的公信力与社会公众的信赖基础。在认定此类行为时，不能简单以“是否实际收受财物”作为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而应回归受贿罪的本质与规范结构，以“权钱交易合意”为核心，结合未兑现的具体原因精准认定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对司法机关而言，统一裁判尺度、坚守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精准惩治隐性腐败、回应社会关切的关键。与此同时，在认定受贿合谋时须保持审慎，以明确具体的约定为前提，避免将正常的社会交往与模糊的利益许诺不当入罪，防止刑罚权的扩张适用。对于辩护律师而言，要吃透认定规则、找准辩护切入点，才能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有效的法律服务。
特别声明
Special Declaration
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私信沟通授权事宜。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