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自英

摘要

我国《民法典》将配偶、子女、父母共同列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延续了1985年《继承法》的基本制度。随着家庭结构及私人财富形态的变化，其继承顺序与份额配置规则值得重新审视。《民法典》编纂期间，曾有意见建议将父母调整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以促进遗产向下传承。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继承制度，也为我国提供了比较法参照。

本文主张，以财富原则上向下传承为导向，将父母调整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同时建立必要遗产保障制度，充分保护其合法经济利益。配偶继承权应区分继承资格与具体份额，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时间、遗产形成原因及时间、实际贡献和生存保障需要，特别重视女性妊娠、生育及长期养育子女的特殊付出，实现代际传承、家庭伦理、性别平等与实质公平的协调。

关键词：财富代际传承；法定继承顺位；父母继承权；配偶继承份额；女性特殊贡献；实质公平

一、问题的提出：法定继承应当追求怎样的公平？

继承制度不仅是自然人死亡后财产转移的法律规则，也是立法对家庭关系、代际责任和财富分配秩序作出的价值选择。

我国《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的遗产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并允许根据生活困难、扶养义务等因素适当调整。

这一制度具有规则明确、适用便利的优点，但随着私人财富不断积累、再婚家庭增多，也可能出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公平之间的矛盾。

因此，这一制度引发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父母对子女数十年的养育、教育及事业支持，是否应当获得更加充分的法律保护？

第二，当被继承人已经拥有下一代时，财富是否应当优先向直系晚辈血亲传承，而不是由父母与子女处于相同的继承顺位？

第三，生存配偶虽然依法享有继承资格，但具体份额是否应当考虑婚姻存续时间、遗产形成原因、实际贡献及生活保障需要，而不应机械均分？

尤其需要思考的是，女性因怀孕、生育、哺育及长期养育子女承担的特殊负担，是否已经得到充分的法律承认？

因此，我国法定继承制度改革，应当统筹财富传承方向、父母权益保护、配偶份额配置及女性特殊贡献保护，而不能孤立调整某一类继承人的顺位。

二、父母继承顺位改革的立法基础与比较法启示

（一）父母继承顺位后移具有充分的立法讨论与学术研究基础

将父母从第一顺序调整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并非全新的理论设想。民法学界对此亦有持续研究。

2013年，西南政法大学陈苇教授与冉启玉在《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中，提出将父母调整为第二顺序，并研究配偶无固定继承顺位及后顺序亲属的特殊生活保障。

2019年，陈苇教授在相关立法研讨会上再次提出父母后位及配偶不固定顺位的建议。烟台大学郭明瑞教授亦指出，父母与子女同处第一顺序，与财产向下流转规律存在不协调之处。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继承编草案期间，曾有委员提出将父母列为第二顺位继承人，以促进财产向下传承。并通过必留份制度提供必要生活保障，以减少遗产向旁系亲属流转，形成庞大的继承范围。由于多数意见反对，最终保留了原《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2026年，杨立新教授在《完善继承规则体系，更好实现民法典继承编立法目的》中，进一步提出父母继承顺位及配偶固定继承顺位的合理性问题，强调研究遗产向下流转的规律。

上述研究表明，调整父母继承顺位、完善配偶继承结构，具有持续的学术研究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主张，继承顺位改革必须与父母权益保障及配偶份额改革相协调。

（二）德国、日本继承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德国、日本同属大陆法系，其法定继承规则与我国存在明显差异。

德国《民法典》第1924、1925条将直系晚辈血亲列为第一顺位，父母及其后代列为第二顺位。第1931条单独规定配偶继承权，其具体份额与共同继承人的类别及夫妻财产制度相联系。

日本《民法》第887、889条规定子女优先、直系尊属后位；第890、900条对配偶继承资格及不同共同继承情形下的份额作出规定。

三者主要制度区别如下：

德国、日本均未将父母与子女并列为同一优先顺位，而是更重视遗产向直系晚辈血亲传承。

同时，两国对配偶继承权作出独立安排，使配偶份额随共同继承人的类别而变化。

但德国、日本并未普遍依据婚姻持续年限或配偶对特定财产的贡献，直接计算配偶法定份额。

因此，父母后位、配偶独立继承及份额区别配置，具有比较法基础；本文提出的配偶份额差异化，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立法研究。

三、父母继承顺位后移，应当充分保护养育之恩和合法经济权益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不仅包括生活供养，还包括教育投入、疾病照护及长期成长支持。在中国家庭中，部分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仍承担购房资助、创业支持和照顾孙辈等责任。

这些付出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与经济价值。

因此，将父母调整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的同时，应建立必要的权益保障机制。

首先，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不足的父母，应设置独立的必要遗产保障请求权。

《民法典》第1141条已经规定，遗嘱应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但如果父母被调整为第二顺序，仅依靠该规定，可能不足以解决存在优先顺序继承人时困难父母的生活保障问题。

因此，建议符合特定困难条件的父母，即使存在优先顺序继承人，也可以依法请求必要的遗产保障。

其次，父母依法享有的债权、共有权及其他财产权利，应受到充分保护。对其为子女重大财产形成作出特殊贡献而未获合理补偿的，也可以研究有限的补偿机制。

但父母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并不当然形成要求返还抚养费用的债权，法律不宜将全部亲情付出货币化。

陈苇教授关于后顺序父母特殊居住及生活利益保护的研究，也说明父母权益可以通过必要生活保障及特定财产权利保护实现。

父母养育之恩应当受到尊重，但尊重养育之恩，并不意味着父母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当与子女平均继承遗产。

四、配偶继承份额改革：从身份平等走向实质公平

（一）配偶继承资格与具体份额应当适当分离

配偶继承权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关系和夫妻共同生活的保护，但婚姻身份与实际家庭贡献并不完全相同。

长期共同创业、抚育子女的婚姻，与持续时间较短、双方财产主要形成于婚前的婚姻，其利益结构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杨立新、陈苇、郭明瑞等教授关于配偶继承顺位的研究，说明现有制度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本文主张，合法婚姻应当构成配偶继承资格的基础，但具体继承份额可以在明确法定基准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适度调整。

这并非否定配偶的继承权，而是避免继承份额与婚姻共同生活及财产形成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具俊晔与大S结婚不到3年，却能与子女同等分得遗产）。

（二）婚姻存续时间与遗产形成过程应当成为重要考量

婚姻存续时间能够反映夫妻共同生活的持续程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贡献大小。

短期婚姻中，配偶可能承担重大疾病照护；长期婚姻中，也可能存在长期分居、经济独立等情况。因此，不宜单纯依据结婚年限确定继承比例。

遗产形成原因及时间同样值得重视，财富可能形成于婚前，也可能来自婚后共同经营或父母赠与、个人继承。

依据《民法典》第1153条，遗产分割前，应当先依法分出属于生存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

在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后，财产形成时间、来源及生存配偶对财产形成和增值的贡献，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继承份额调整的重要因素。

（三）应当特别保护女性在生育和养育子女中的特殊贡献

女性妊娠、分娩及产后恢复具有男性无法亲身替代的生理特征，不仅伴随健康风险和身体负担，同时，女性还可能承担母乳喂养、婴幼儿照护、教育陪伴等长期家庭责任，也可能影响职业发展及经济收入。

这些付出虽然不直接体现为经济收入，却对家庭财富积累和另一方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民法典》第1088条已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中承认家庭劳动的价值。虽然离婚补偿不能直接适用于死亡继承，但其立法理念值得借鉴。

因此，未来继承份额的确定，应当充分考虑女性因怀孕、生育和长期育儿承担的特殊负担，以及由此产生的职业机会损失和经济依赖。

同时，也应认可实际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的男性的家庭劳动贡献。

真正的男女平等，不是忽略女性在生理条件和家庭责任承担上的客观差异，而是使相应付出得到公平保护。

（四）生存配偶的必要生活保障应成为份额调整的底线

配偶继承权不仅体现历史贡献，也承担遗属生活保障功能。

对于年老、患病、缺乏独立收入或因长期家庭劳动而丧失部分谋生能力的配偶，即使被继承人的财富主要形成于婚前，也应保障其合理生活需要。

因此，配偶继承份额应综合婚姻存续时间、遗产形成原因、经济及非经济贡献和生存保障需要确定。

改革的目的，不是将婚姻变成按照经济投入计算收益的交易关系，而是使配偶继承利益与婚姻共同体的真实情况相适应。

五、父母继承顺位与配偶继承份额改革应当同步推进

单独调整父母继承顺位，可能产生新的利益失衡。假设被继承人留下1.2亿元净遗产，有两个未成年子女、母亲及结婚不足三年的丈夫。

按照我国现行法定继承规则，在没有其他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四名继承人原则上各取得3000万元。

如果仅将母亲调整为第二顺序，而配偶仍与两个子女平均继承，那么丈夫与两个孩子分别取得4000万元，母亲则不能依据一般法定继承取得遗产。

这说明，父母顺位后移并不必然使财产全部流向下一代，反而可能增加生存配偶的继承份额。

因此，父母继承顺位调整与配偶份额改革，应当作为相互衔接的制度方案同步推进。

未来可以考虑建立以直系晚辈血亲优先继承为原则、父母必要保障为补充、配偶合理分享为基础的制度结构。

同时，尊重被继承人依法通过遗嘱作出的自主财产安排，实现法定继承与遗嘱自由的协调。

六、我国《民法典》继承编的具体修改建议

（一）调整法定继承顺位

建议研究修改《民法典》第1127条，将血亲继承顺位与配偶共同继承规则适当分离。子女及其依法代位继承的直系晚辈血亲原则上优先继承，父母列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生存配偶可以作为特殊共同继承人，根据与不同顺序血亲共同继承的情况确定法定基本份额。

（二）建立父母必要遗产保障制度

建议规定：

被继承人的父母因年老、疾病等原因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不足，确有必要依赖遗产维持合理生活的，可以请求从遗产中取得必要保障，该请求权不因存在其他顺序的继承人而当然消灭。

父母依法享有的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应受到充分保护；对其重大特殊经济贡献，可在严格条件下给予合理补偿。

（三）建立配偶继承份额差异化规则

建议规定：

生存配偶依法享有继承资格，不因婚姻存续时间较短而当然受到限制。

确定具体继承份额，应以法定基本份额为基础，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时间、实际共同生活情况、遗产形成原因及时间、配偶经济与非经济贡献、生存保障需要及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对女性在妊娠、生育、产后恢复及长期养育子女过程中实际承担的特殊负担，应给予充分评价。

有充分证据证明按照一般份额分配将产生明显利益失衡的，可以依法适当调整，但不得侵害生存配偶依法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权。

未来还应明确基准份额、调整幅度及举证责任，保证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

七、结论

我国现行法定继承制度将配偶、子女、父母共同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具有历史合理性，但随着家庭结构和私人财富形态变化，其顺位与份额配置机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德国、日本将父母置于子女之后，并对配偶继承权单独规定，为我国提供了比较法参照。杨立新、陈苇、郭明瑞等教授关于继承顺位调整和遗产向下流转的研究，也说明这一改革方向具有持续的学术讨论基础。

本文进一步主张，将父母继承顺位、父母权益保障、配偶份额差异化及女性特殊贡献保护作为整体制度加以研究。

第一，财富原则上向下一代传承， 更加重视直系晚辈血亲的财富承接地位。

第二，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合法经济利益必须得到充分保护， 通过必要生活保障及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维护其正当利益。

第三，配偶继承利益应当与婚姻共同体的实际情况相适应， 综合考虑婚姻持续时间、财产来源、实际贡献和生活保障需要，特别保护女性在生育及长期家庭照护中的特殊付出。

上述改革应当整体推进，防止单独调整父母顺位造成新的利益失衡，也避免忽视女性的生育和家庭贡献，使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不公平。

财富应当有序向下传承，父母的养育之恩应当受到尊重，婚姻中的真实贡献应当获得认可，女性的生育和照护付出应当得到充分保护。

这应当成为我国法定继承制度未来完善的重要价值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2] 《德国民法典》第1924条、第1925条、第1931条。

[3] 《日本民法》第887条、第889条、第890条、第900条。

[4] 《民法典编纂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民法典〉实施五周年之际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网站，2026年2月12日。

[5] 杨立新：《完善继承规则体系，更好实现民法典继承编立法目的》，《法治日报》，2026年4月9日。

[6] 陈苇、冉启玉：《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2013年。

[7] 《“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立法研讨会”在北京举办》，2019年4月2日。

[8] 郭明瑞：《论继承法修订应考虑的因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修订。

特别声明
Special Declaration
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私信沟通授权事宜。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